中医奇观：脾有脾阴脾阳，初探脾阴学说的医理

　　人体的每一脏有阴阳互根的两个方面，心有心阴心阳，肾有肾阴肾阳，以此类推，那么，脾有脾阴脾阳，一旦出现阴阳偏盛就会发生病变。难怪，宋徽宗赵佶在《圣济经》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也就是说，运用自然界的各种变化规律，将天地万物作为调治患者“阴阳不和”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力求达到中医学“阴平阳秘”的最佳愿景。

　　脾阴学说的理论基础精华。脾主人体运化功能，而这一功能是由脾阴脾阳协调作用下来共同完成的整体运动。脾气的生理活动以脾阴为物质基础，脾气可生化阴血，统摄血液而固阴，反过来，脾阴又能生脾气。倘若脾阴不足，则脾气运化功能反而减弱，脾阴有滋生血脉、化生气血的强大作用，滋养五脏六腑以及四肢百骸最精微物质的特殊成分。脾为仓廪之本，营之所居也。脾阴虚则营气不足，因为营气来源于胃，在脾阳的作用下，蒸其津液，化成精微物质，上升散布运化于浑身上下的。

　　脾阴就是藏于脾中的阴津，由水谷精微化生而来，不仅是有形之营血、津液、等体液，还是脾阳的物质基础。清代医学家唐容川认为脾阴乃津液，相当于西医表述的“汁液、体液”之类的物质。他在《血证论》中指出：“脾阴……乃吾临床悟出，而借《伤寒》存津液三字为据，此外故无论据也。”“谷入于胃，有甜肉汁来注以化之，又以苦胆汁入小肠以化之，以胃津合并化其谷食。”

　　脾阴学说对临床诊疗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医家用以指导自己看病的实践，但其方法“和而不同”，有的善用甘淡之法，也有的采取甘润之法，大都获得了满意效果。实际上，脾阴之证临床中表现十分复杂，如果辩证偏颇，往往会延误病情。所以，应在脾阴学说总则的指导下，采用灵活机动、对症求治的精确方法，鞭打快牛，手拿把攥，药到病除。气阴两虚者，可调配益气之品；阴虚化热者，当滋阴清热，尽量少用寒凉之药；湿热内蕴，热极伤阴，用以甘淡之品；吐泻而渴者，配以甘酸化阴的药物，可使营气上升、精微发散。脾阴虚证，在临床上多常用方剂----参苓白术散。尤以小儿疳积、营养不良，伤及脾阴者，效果堪奇。临床上经常使用的方剂还有如资生丸、六神散、大半夏汤、生脉饮、玉女煎、增液汤等，需据病情临证加减裁用，才会有事半功倍的疗效。

　　对于脾阴的论述，在清代以前见述很少。《素问·生气通天论》中载有“脾气不濡”的提法；《难经》也有“血之濡之”一说，何谓濡，濡有滋养、润泽的意思；泛指阴血，实指脾阴。医圣张仲景对脾阴论治多多益善，出现“小荷才露尖尖角”新局面。《伤寒论》首先指出，胃热不仅伤及肠胃之津，其实，还能制约脾气，使脾不能正常给胃行其津液，大大减弱了传输他脏的力量，导致脾不得其养，形成脾约病的典型症状。麻子仁丸就是在补脾阴理论指导下拟制的一张著名方剂，该方有“起脾阴化燥气为主”的作用。时至今日，此方一直被众多医家尊为治疗脾阴不足，不能为脾胃传输津液，使大肠传导受阻而产生便秘的不可多得的方剂之一。古代著名脾胃派始祖李东垣，是这方面成就最突出的代表，在谈及脾阴学说时，医家们纷纷说：“东垣老人之后，重脾胃者不知就里，但知补益脾阳，而不知滋养脾阴；然而，脾阳不足水谷则顽‘固’不化，脾阴不足水谷仍然也顽‘冥’不化。”东垣老人认为脾为阴土，主司人体运化功能，进而影响人体升降系统失衡，燥与湿比重失和。因此，他在治疗脾阴时，别开生面地采用补气升阳、健脾燥湿以滋化本源的精明方法。药物多用升麻、柴胡、黄芪之类。后世医家称其补脾胃学术思想为“补土派”的开山鼻祖。

　　清朝以后，阐述脾阴学说的医家逐渐增多。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就很注重脾阴学说的研究，在实践中摸索创立了一些治疗脾胃阴虚的有效方法，一直以来，备受各医家的青睐。应用最广的如理阴煎、补阴益气煎、慎柔养真汤等。如清代大医家·张锡纯对脾阴治疗积累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成功经验，他善用以山药配伍来治疗脾阴证。清代名医·吴鞠通对脾阴认识较高，在论述湿传中焦时指出：“有伤脾阳，就有伤脾阴……”，还提出了，如果外邪侵入人体，不但可伤及脾阳，也可伤及脾阴，在治疗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合二为一正确对待。清医家·薛生白曾经说：“心阴虚则易汗，肺阴虚则多咳，肝阴虚则火升，肾阴虚则发热，脾阴虚则便秘。”明确点明了五藏阴虚的辨证纲要。清代医家·唐容川也曾致力于脾阴学说的探究和追踪；在临床上采用濡润之品滋补脾阴的妙理，提出了脾阴虚、胃阴虚的辨证论治方案，填补了医家之未备，极大丰富和发展了祖国医学的脾阴学说。

　　总而言之，后世中医家在继承先贤对脾脏生理、病理认识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归纳、吸收、消化、提高，勿忘职责，开拓进取，更好地完善脾阴理论概念，努力提升中医药在老百姓心目中的社会地位，大力发挥自身优势，让中医成为每个燕赵人的生活方式，因势而为，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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