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千年发展路：不学华佗学仲景

　　张仲景与华佗都是著名的中医学家，也都生活在东汉末年的汉献帝时期，但是没有史料说他们互相认识，更没有说他们之间有过医学交流。尽管如此，他们既然同时生于那个时代，必定会面对相似的医学难题，比如伤寒病的流行、疫病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等等，因此，他们都留下了关于伤寒病诊治的医学著作。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既收录了张仲景《伤寒论》的内容，也把华佗的有关论述记录下来，成了两人对于那段难忘历史如何认识的珍贵史料。

　　华佗，字元化，是沛国谯县人，又名旉。他曾在徐州地区漫游求学，通晓几种儒家经典书籍。东汉沛国丞相陈硅，听说他的事迹之后，推荐他为“孝廉”人才，太尉黄琬发聘书征召他前去任职，他都没有答应去做官。华佗懂得养生之道，在他年龄很大的时候，从外表看上去还象壮年人一样。他精通医方药物，治病的时候，配制汤药只用几味药，心里掌握着药物的分量、比例，用不着再称量，把药煮好，就让病人服饮，同时告诉服药的禁忌或注意事项，用不了多久，病人也就好了。

　　华佗所留给后人的医案，《三国志》中有十六个，《华佗别传》中五个，其他文献中也有五个，总共26例。从其治疗范围看，涉及到内、外、儿、妇科的疾病，有热性病、五脏杂病、情志病、肥胖病、寄生虫病，有外伤、肠痈、肿瘤、骨折、针误、忌乳、死胎、小儿泻痢等等。

　　华佗的行医足迹，遍及当时的徐州、豫州、青州、兖州各地。根据他医案中所写地名查考，大抵是以彭城为中心，东起甘陵（今山东临清）、盐渎（今江苏盐城），西到朝歌（今河南淇县），南抵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南直至谯县（今安徽亳县），即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广大地区，方圆达数百平方公里。在行医的同时，为了采药他还先后到过朝歌、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彭城卧牛山、鲁南山区和微山湖。由于行踪地域广阔，又深入民间，华佗也是我国历史上民间传说众多的医家。

　　华佗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隋书·经籍志》记有“华佗枕中灸刺经”一卷，已佚。《医心方》所引《华佗针灸经》可能是该书的佚文，《太平圣惠方》引有“华佗明堂”之文。王叔和《脉经》、孙思邈《千金方》、王涛《外台秘要》都引用了华佗的有关论述。因此不能说，华佗的医学经验，完全湮没了。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吴普本草》的吴普，著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至于现存的华佗《中藏经》，那是后人托名于他的作品，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

　　华佗还创造了健身锻炼的“五禽戏”，这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的医疗体操。华佗认为“人体本来是需要运动的，但是不能太过分，不能追求极限。适度的运动，可以使血脉流通，就不会生病，就像户枢那样，由于经常转动是不会朽烂的。”

　　张仲景，名机，据传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然史书之中没有传记。他是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东汉末年，在建安10年（公元205年）之后，才开始写《伤寒杂病论》，这个时侯华佗已经被曹操杀害了，《华佗传》说华佗“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即使有些夸张，他死的时候也应该年岁不小了。因此说，张仲景应该比华佗年轻一些，或许晚几十岁。

　　据说张仲景自幼好学深思，“博通群书，潜心道术。”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

　　张仲景生平最佩服的古代医学家就是扁鹊，经常感叹其医疗水平高超。他也希望做一个像扁鹊那样的好医生，通过艰苦的努力，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可以说，对于后世中医的影响方面，张仲景既超过了扁鹊，也超越了华佗，原因就是他创立了辨证论治的中医特色。

　　张仲景处在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同时代的文学家曹植，在《说疫气》中说：“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200多人之中，因伤寒病而死的人占了大半。面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论》自序）。

　　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他希望依靠医学的力量，对上能够治疗国君和亲属的疾病；对下层的老百姓的疾苦，也能帮助他们解除病痛；对于自己来说，也可以靠养生保健知识，获得健康长寿的结果。当时，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因而，张仲景“尽得其传”。在《襄阳府志》一书中，何颙曾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

　　《素问》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意思是说，人们现在所患发热为主的病，大都是因为受了寒邪的侵犯造成的。所以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

　　我们现在知道，很多传染病的流行是在冬季。古人认为春天温暖，万物始生，一派生机。而冬季严寒，蛰虫深藏，万物不长，一片肃杀萧条。因此，古人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他们认为冬天的寒气，是一种肃杀之气，可以称为“寒毒”，容易使人产生传染病。甲骨文里就有“祸风有疾”的记录，而且都是记载在冬季里。

　　《素问·热论》认为，大多数以发热为主的传染病，有的好了，有的死了。死的人，大多在病后六、七日；而病好的人，多在十天以上。因此，就提出来一个学说，把热病看作一个过程，一天一个样地变化不停；每一天的病情，用一个符号表示，一天叫做“一经”，六天就是“六经”。这六经分别叫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素问·热论》对于六经热病的治疗，只提到在三日之前，可以用让病人出汗的方法治疗；三天以上的热病，就可以使用“泄法”治疗，主要是用针刺治病。

　　华佗曾经说过，治疗伤寒主要有三种方法。在早期的时候，病邪在肌表，也就是疾病位于人体的浅层，可以使用让病人出汗的“汗法”。具体地说，除了针刺的方法，还可以用膏药在患者身上摩擦，让其出汗。当然，古代还有用烤火出汗的做法，那样容易使汗出得太多，因为脱水而加重病情。华佗说，还可以服用中药散剂发汗。如果病邪位于胸部，就可以使用催吐的方法治疗，叫做“吐法”。如果，病证深入到胃肠，就应该使用泻下的方法治疗，让病人通过排便而退烧，治愈疾病，叫做“下法”。

　　张仲景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前人喜用的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

　　张仲景对于《素问·热病》的理论与治疗方法，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与改进。他在前人“表里分证”的基础之上，提出来阳证有一个“半在表，半在里”的新观念，使辨别证候的工作更细致；而且，大胆地把病人衰竭之后的“虚寒证”，收录进来，称为“三阴证”。三阴证多数是病情危重的表现，有许多属于中毒性休克前期、休克期的表现，因此，后来的历代医家称之为“三阴死证”。张仲景对于接近死亡的三阴死证，提出来很多有效方法，挽救了无数生命垂危的患者。

　　张仲景最为著名的观点，就是打破了《素问·热论》按疾病日程使用药物的观点，提出来不能机械套用“三日前后分汗下”的做法，而是必须以临床证候表现为依据，只要有需要用发汗方法的证候存在，无论是患病多少天，也应该使用“汗法”治疗；与此相对，泻下的方法，也是根据患者的证候表现，而不是根据患病的天数。“观其脉证，随证治之”，成了历代医家遵守的格言。张仲景所选用的方子，大多来源于汉代之前的《汤液经法》，这是西汉之前就已经流传的著名方剂著作，据说是商朝宰相伊尹所著。

　　当代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教授说，张仲景就是用“医经家”的理论，研究“经方家”的经验，所以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在张仲景重新编排的六经病证里，收录了100多个方剂，就像流水作业的不同岗位；每个方子各就各位，在不同的证候到来时，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无论证候来得晚，还是来得早，只要证候到了，就使用针对证候的药方。这样一来，就可以取得很好的疗效。

　　这个等待证候，发现证候，辨别证候，治疗证候的过程，中医称为“辨证论治”。由于“辨证论治”是在以“六经”为框架的体系里进行的，所以叫“六经辨证”。

　　由于外感热病，其病因多数属于冬季感寒而发，所以，张仲景不再把发热为主的传染病称为“热病”，而是叫做“伤寒”，也就是“伤于寒邪而引起的疾病”的意思。张仲景虽然当官，但并不热衷于官位。他“见朝政日非”，叹息地对人说：“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专门总结经验，撰写医学著作。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公元205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而且都贯穿着“辨证论治”的精神。书中精选了300多个方剂，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

　　清代名医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它“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历代有关注释、阐发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对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至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

　　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与华佗相比较而言，张仲景治疗伤寒的方法，比华佗汗法、吐法、下法三种更丰富，开创出更为细致治的疗方法，包括清热、和解、温里、攻下、活血、逐瘀、回阳救逆等等，据说有三百多法。仅仅一个汗法，张仲景就有许多加减“变数”，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张仲景自己也说：“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

　　王叔和感叹说：“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问。”尽管仲景的治疗方法如此之好，却因为理论太高深而出现了“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的现象，张仲景学术面临着失传的危险。王叔和尽管整理了张仲景的著作，在论述伤寒传变的时候，他学习的还是华佗的“六部传变”，而不是张仲景的“六经辨证”。晋代医家葛洪《肘后方》说：“伤寒有数种，人不能别之。”陈延之《小品方》说：“考之众经，其实殊矣。”唐初的孙思邈曾经感叹：“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

　　当时的医学家们尽管不明白仲景学术的深奥蕴含，但是对于张仲景的医学贡献是非常推崇的。因此才会出现“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的现象。孙思邈说：“尝见太医疗伤寒，惟以大青、知母等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

　　张仲景《伤寒论》的高深理论，奥妙的医学思想，到了宋代才开始被人们所认识。随着大量研究性著作的出现，逐渐出现了一个伤寒学术空前繁荣的局面。经过宋金元长达几百年的不断完善和补充，后世对于外感热病的理论认识和治疗方法，已经难于完全用张仲景的六经辨证体系来容纳了，因此，瘟疫、温病学家纷纷创立新说，发展外感热病的诊治思想。

　　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尽管有温病和伤寒的学术争鸣，但都属于辨证论治，而不是基于解剖实证的分歧。如果说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而解剖实证是西医基石，那么，中医与西医是在什么时候分道扬镳的？

　　毫无疑问，在指导理论上《内经》建立的方法论，与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建立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在临床上，许多治疗疾病的方法，反过来会对指导理论有一定的需求。在西方，像化脓性阑尾炎、胃穿孔、宫外孕、肠梗阻、化脓性胆囊炎、坏死性胰腺炎等等，这些疾病在《希波克拉底文集》里，或者在《剑桥医学史》里，大部分是需要做手术的，需要进行切开引流，否则就会死亡。事实证明，在没有抗生素的时代，在止血技术不过硬，没有麻醉药物的西方世界，上述急腹症病人大多是要死亡的。依靠手术侥幸活下来的病人，也是要在鬼门关里走几个来回的，其间痛苦万状，难于言表的细节，实在是罄竹难书。

　　在世界的东方，在华佗和张仲景的故乡，这一类病人的遭遇可能要好得多。他们有时候可以遇到华佗，可以开膛破肚切除病灶，可以刮骨疗毒治疗伤痛。尽管华佗的“麻沸散”失传了，而有活血化瘀、托毒生肌的中药，它们既可以防治感染，也可以止痛、止血，病人的痛苦要小得多。

　　假如一个腹部硬满，疼痛难忍的病人，他遇到的不是华佗的传人，而是遇到了张仲景的信徒，经过大黄牡丹皮汤、大小柴胡汤、大小承气汤、大小陷胸汤一番治疗，再加上针灸、按摩、导引、点穴，可能病情逐渐缓解，腹内化脓性的物质逐渐吸收，梗阻的肠道恢复传输，也许病人又活过来了。也就是说，在华佗那里受的手术之苦，或者因为“错投了”仲景之门，或者由于没有找到华佗弟子，各种急腹症就依靠张仲景的方子治好了，内科治疗“替代了”华佗外科!

　　内科治疗照样能够治疗需要开刀的外科疾病，一样可以“治病活人”，人们就因此而不愿意选择华佗的方法，中医们也不需要学习华佗的外科手术了。“用进废退”的结果，“华佗的刀”逐渐生锈了，放在那里无人问津，必然会失传。

　　“麻沸散失传了”，这是中国人的不幸呢，还是因为中国人太幸运？假如没有张仲景，没有他建立的六经辨证治热病，也没有他的脏腑辨证治杂病，而只有华佗的手术刀。难道中医们会让珍贵的“麻沸散”失传了吗？假如中医只有华佗指引的道路，需要经常做手术治疗疾病，难道中医们会放弃研究人体解剖吗？他们在切开病人肚子的时候，难道不需要避开血管？不需要躲着神经？不需要避免损伤重要脏器？毫无疑问，那是需要这样做的。假如中医这样做了几千年的外科手术，而不知道膈肌为何物，还需要像王清任那样到“义冢”去偷窥吗？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医林改错》这样的书，也不需要等到清朝末年才出版，自然也轮不到由王清任来书写。

　　这些中医特色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正是“成也仲景，败也仲景”。张仲景将内科治疗发挥到极致的辨证论治，以不争的优势战胜了华佗的外科手术，中医的传人们放弃了对于华佗技术的追求，纷纷拜倒在张仲景的门下，成了辨证论治的岐黄传人。

　　请记住，中医都是“岐黄传人”，而不是“黄岐传人”。一个黄帝与岐伯名字次序的差别，反映了历代中医传人是重视医术超过皇权的一个群体。岐黄为他们打上理论的烙印，而张仲景为中医临床带来永远难于磨灭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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