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成”包容“构成”，来传承发展中医

    中医与西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区别也有联系，在走过一百年的论争之后，有可能步入融合的结局。

    构成论是研究物质结构的科学，生成论是阐述生命成长的知识。

    西方研究物质科学在近代取得长足进展，奉行的是还原论，是从研究物质结构着眼的，机械论也离不开构成论，因此，可以说“构成论”是西方的“道”。

    所谓西学东进，“赛先生”进中国，以及后来的四个现代化，基本上是还原论科学观（构成论）支撑的工业化。我国从废科举兴学校，到建立门类比较齐全的科学技术体系，中国走过了百年曲折道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加快引进、消化、吸收科学技术，已经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经济大步前进，国家实力和地位空前提高。

    但是以还原论方法（构成论）构建的工业文明，追求物质占有，无法实现全世界的共同富裕、和谐发展，甚至有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强权政治的弊端，不是可以全球共享的文明形态，势必会被信息、生态文明所取代。而信息、生态文明社会需要的科学观，是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不是还原论方法、机械唯物主义的宇宙观。

    元明时代，西学借着传教的势力登陆华夏之后，曾经广泛传播其还原论（构成论）为代表的学术体系，行的是“霸道”。但是，从康熙王朝禁止自由传教之后，“百年禁教”延缓了其东扩的速度。西方医学的传播，也或快或慢地影响了中医的发展。1830年《医林改错》的出版，虽然其主要成就是气血理论指导下的活血化瘀方药，但是其“为经典改错”，走解剖道路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背离了几千年以来的中医“生成论”的特色，改弦更辙要实行“构成论”，造成了中医界信心动摇。

    在中西医互相碰撞的早期，构成论的物质科学，压倒了生成论的生命理论，中医事业逐渐衰落。

    科学作为人类认识自然与社会的系统知识，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有过去、现在、未来之别。广义的科学，包括自然、社会、意识领域的众多知识，而狭义的科学只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等经典的西方近代文艺复兴之后产生的自然科学。

    但是，西医依靠的结构，是不稳定的生命结构；而且细胞核的“同质化”，也让结构决定功能的构成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否定意见。在系统科学新的视野下，大科学家钱学森先生说，医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医，而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西医如何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中医如何现代化？笔者认为，中西医的融合首先必须从“道”的层面打通，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术”的角度汇通。

    历史上，中医也有过“构成论”，研究过脏腑的结构，十二经脉、五官九窍也是构成论的知识范围，但是中医的“构成论”始终属于从属地位，占主流的一直是“生成论”。中医临床进步的轨迹，如果是沿着华佗外科手术（构成论）的道路前进，必然会非常重视解剖、止血、麻醉、局部抗感染，其手术刀不会生锈，麻沸散也不会轻易失传。然而，胆石症、肠梗阻、阑尾脓肿、腹内肿瘤等西方医学依靠手术治疗的疾病，张仲景大多可以通过非手术（生成论）解决，辨证论治方药体系的建立，丰富的内病外治理论与技术，使中医临床走了不依赖外科的道路，其安全有效的特点一直影响到现在，形成了中西医两大不同的体系。

也就是说，千百年以来，中医“自从懂了张仲景，临床不再学华佗”。

    但是，中西医之间的这些差别，在复杂性科学、系统论出现之前，在大规模中西医临床疗效对比没有出现的时候，人们是很难认识到的。甚至今天，仍然有人说“你把全中国的癌症都治好了也与本案无关”，这是只认西方标准，不管中医特色的“技术壁垒”、“西方科学霸权”。两次反中医思潮的出现，都与狭隘科学观看不见中医科学性有关系。中医优秀的原创特色，都落在西方还原论的目光之外。

    西方医学在还原论方法的指导下，打开人体进行解剖研究，从结构研究功能，数学、物理、化学等近代科学方法与知识，很自然地进入了西医学的体系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是中医学所不具备的。

    细胞是整体生成的，不是分步合成的。按照还原论的方法进行下去，到了细胞、基因水平，就出现了行不通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细胞都具有相同的细胞核，也就是出现了生命结构的“同质化”，这就否定了“结构决定功能”的“构成论”。

    不同细胞，只是选择了整体功能的一个部分。共同的细胞核，说明所有的细胞，都可以变成“全能干细胞”，形成一个新的生命。

    另外，生命的“结构”，还是一个“不稳定结构”。每个细胞，每时每刻都处于不停的分结合成状态，一旦周围环境发生改变，就会影响细胞的稳定性，或者出现变性坏死、细胞凋亡。

    这种“不稳定的生命结构”，最适合“状态调控”，而不适合“机械修理”。以分子生物学方法进行治疗，有其清晰的作用靶点，代谢过程清晰，量效、构效关系明确，可重复性强，都是其优点。但是，化学分子在微观领域的存在是十分复杂的，不是单一的分子在起决定作用，而是形成了极为复杂的细胞因子网络，往往互相影响，彼此互相制约，需要的是调节，而不是祛除、移植某种分子。

    以攻击靶点为出发点的单纯一种化学物质治疗，往往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很难求得生理功能的和谐平衡，对于人体自组织能力的干扰作用，可能大于治疗的帮助作用。因此，需要重新评价其远期影响，这也是循证医学崛起的一个原因。

    “生成论”要求“全数据”

    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一刻也离不开环境因素。健康的维护，疾病的治疗，也离不开环境，“生成论”就是研究生命为什么能够生、何以成的道理。

    大型计算机、互联网、未来科学的发展，是要把一切有关健康、疾病、康复的因素都考虑进来，把天地万物、自然、精神、社会的因素都纳入进来，这才是大数据，而不是只在身体内部找分子靶点。也就是说，生成论研究生命规律的时候，要求全数据，而不是统计学的抽样样本。

    人体因为年龄的增加，或者患病日久，往往从头到脚有很多“异常”。如果按照“精细仪器检查”的结果，可以分别找到许多攻击的靶点，各科专家可以“很有科学依据”地分别开出来几种药物，把各位专家的药加在一起，就是一大堆化学药物。如何服用呢？都吃？那么，就只能吃药，而无法吃饭了；都不吃？随意吃？把各位专家的“科学依据”置于何地呢？现在已经出现了不少老人“按单服药”，即使捡着主要的药吃，每天也要吃几种药，还需要经常“调药”。这几种十几种药，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加在一起是起协同作用，还是互相抵触？是否产生新物质？没有人说得清楚，需要经常就诊咨询，更换治疗药物。因为每一种药都是单独研究出来的。

    在肚子里开西药铺，远不如在外边开中药方。因为中医的复方用药，大多“道法自然”，是天然植物，炮制使用的方法，已经反复研究、验证了几千年。

还原论方法，只追求局部最佳，认为整体的健康，都是由局部因素决定的。

    中医学在脏腑解剖上，限于历史条件，是一个传神、写意的脏腑，是“时空化”的脏腑，侧重于研究人在天地万物之间，如何保持自身的整体性，如何与环境和谐相处，不再深入研究脏腑的内部结构，而是重视探索它们相互之间的互相影响，建立起来一套关系模型。

    中医这套关系模型，以气、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指导，把人体放在自然环境之中进行考察，充分依据人体的“自识”和“识他”的能力，建立了一整套识别、判定、解决人体健康与疾病，及其促进疾病向健康转化的方法，是整体贯通的、即时随机的状态调整的医学方法。尽管其体系难以吸收数学、物理、化学等经典的简单科学知识，但是，新兴的控制论、信息论、黑箱理论、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系统论等复杂性科学的新兴学科，都可以在中医学里找到共同语言，找到依据。

    中医的科学性，可以从复杂性科学取得理论支撑，可以摆脱线性理论简单科学的考问，直奔未来科学的殿堂。

    病灶不是构成，是生成

    中医与西医分别抓住了不同的东西，西医看重病灶，把它当做“构成”来研究。中医依据生成论来辨识证候，认为所有异常结果，都是生成的结果，而不是原始构成因素。

    证候与病灶分别反映疾病的侧面，证候包容病灶，而不是病灶决定证候表现。比如，冠心病的纤维帽，看似属于很明确的“白箱病灶”，但是它是否稳定，是否发生“冠脉事件”，不仅与病灶形态有关，而且与饮食、情绪、气候、劳倦、感染、血脂、血糖等等都有关系，是一个随机发生的“黑箱控制”。

临床医生不能笼统地说，什么药是治疗冠心病的，而只能说选择的药物是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某个受体阻滞剂、激动剂等等，需要说出分子靶点的作用机制。也就是说，在具体治疗过程之中，病理解剖的“白箱病灶”已经太粗略了，病灶既不能精确地说明过去，也不能准确地预测未来，甚至不能精确地指导现在的治疗，因此说，“白箱病灶”诊断实际上只是一个笼统的黑箱。

    中医的诊断尽管也是黑箱，但是，经过转化，我们看到中医理论指导下的辨证论治，正是紧紧抓住复杂微观变化的整体综合状态，而且通过反复实践的摸索概括，以中医理论贯穿起来的中药、针灸、按摩、拔罐、饮食、气功，都可以为帮助病人由疾病向健康转化服务，是理、法、方、药一气贯通的整体医学。它往往能够解决西医所解决不了的复杂病情，取得意想不到的临床疗效。

    创新发展提升中医地位

    中医药在国家自主创新中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已经引起政府高度的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医发展的政策，中医有了彰显个性的保障。

    工业文明的标志是机械化、自动化，因此，人们崇尚硬技术。

    硬技术把西医包装起来，各种为了发现病灶、发现攻击靶点的设备，富丽堂皇让人目眩，看上去就很“科学”，而中医连一个听诊器、体温计也不用，让人觉得中医没有技术，因此也就不科学。

    但是，请不要忘记，西医的设备虽然很堂皇而贵重，但是，它们只是为西医发现疾病服务的，是西医“认识疾病的成本”，不仅代价昂贵，也可能会带来损伤。这些检查结果，很难纳入中医的知识体系之中，只能做事后说明和参照，而不能做“事前指导”。因为，用事前指导西医诊疗的检查结果，来指导中医诊治疾病，就可能使中医迷失方向，失去自我，失去功能。

    比如，预防传染病流行的时候，大家都服汤药。有人问：“你这汤药是根据什么开的？有何作用？”

    有崇尚中医现代化的人说：“我这中药汤液，可以提高免疫力，可以抗病毒。”这种解释目前很盛行，但是，经不住进一步考问：“你抗的什么病毒？新出现的病毒，你以前治疗过吗？有数据吗？”

    中医的有效性，即使有了临床资料的数据，还要进一步接受考问：“你用什么抗病毒？为什么是复方，而不是一味药？为什么是一味药，而不是一种成分？为什么是天然的，而不是人工合成的？”如此一来，中医的方药之中似乎大多是不必要的药物，大有“搭车卖药”、“捆绑销售”的嫌疑。

    中药提高免疫力，面临相同的，或者更多的考问。按照还原论的方法，有效的应该只是一个化学分子，中药汤剂最好马上停止使用。因为，“临时组合的方剂”，既没有有效性的数据，也没有安全性的数据，更没有大规模循证试验的数据。“完全不合法”的结论，不用药检部门检查就可以“根据常识”进行认定。因此，反中医人士说“有充足理由告别中医中药”，取消中医中药。这都是用还原论方法衡量中医药得出来的必然结论，对中医发展是十分有害的。发展中医事业必须破除这种“技术壁垒”和“理论桎梏”。

    中医生成论的精准是“状态控制”

    中医不做仪器检查如何认识人体的健康与疾病状态？中医依据的是“认识论的反映论”，然后总结摸索出来一整套“整体识别系统”。

    中医认为，在诊治过程之中，病人为本，医生是标。

    人体生命是自生成的，并且“贵有自知之明”，每时每刻都在“自检、自测”，会形成判断，然后上升为概念，通过语言表述出来，这就是主诉，就是证候。

    中医经过长期临床实践，总结出来一整套发现病人信息（证候），接受病人信息（证候）的方法，就是依据中医理论的四诊；判定病人证候，处理病人证候，帮助病人消除证候的理论方法，这就是辨证论治的理法方药。它们就是中医的“软技术”。

    中医历来看重四诊、辨证论治的理法方药。施行四诊的过程，也是运用中医理论的过程，一边诊察患者的信息，一边与既往的理论认识、医疗经验相参照，不断交流，重复验证，就能得出清晰、精准的判断。当然，这种清晰、精准的判断只能是寒热虚实的清晰、精准，而不是物理化学的清晰、精准。

    中医靠着这种寒热虚实的清晰、精准，就能借鉴以往的理论经验，选择合适的方药，或者参用其他外治的综合治疗措施，帮助患者从不健康状态转向健康状态。

    中医的四诊、辨证论治的软技术，运用成本低，而学习过程长成本高，不是短时间可以熟练运用的。因此，有“久诊识证”，“久治知药”之说。面对同一个病人，老中医和新毕业的博士的诊治水平是不一样的。

    中医学既有科学理论，也有诊疗技术，更有治病经验，三位一体，缺一不可。而且，虽然理论知识主要在学校里学习，而在临床运用这些理论知识的时候，往往还要进一步验证和更深入地学习，中医的理论与临床实践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要不断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以至于无穷。”其间的联系一旦割断，知识就不能深化，中医的“软技术”就会退化、僵化、异化，甚至消失。

    现今，许多中医人过于迷信西医的硬技术，而逐渐放弃了自己的软技术，已经退化为只知道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扶正祛邪（或叫抗病毒、提高免疫力）等几个简单的术语。既不能识证、辨证，更不能活法、巧治了，已经是异化（西化）的中医了。

    中医学术的萎缩，导致治疗水平下降，与其应当达到和可能达到的水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因此，应该回归中医“原创思维”，坚持中医的自主意识，坚持按中医自身规律发展中医，而不是按人们的期待，或者按西医的要求、按物理化学的标准发展中医。因为，异化中医，只能导致中医的退化，而不会促进中医的发展，尽管有人称之为“现代化”。

    “医随国运”告别文化自卑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以追求真理为己任，“朝闻道夕死可也”是一个光荣传统，“格物致知”喜欢探索“所以然”的历史很悠久。但是，在还原论方法盛行的时代，在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唯一价值观的时代，是没有能力解释中医理论的时代，因此，人们在崇尚西方工业文明的时代，轻易地把中医理论判定为“玄虚之学”。所以，“五四”前后，一大批文化精英，尽管他们传统文化的底蕴很深厚，但是，他们起来反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医学作为中华文化哺育的东方科学技术，也被一起否决、抛弃。

    国学随着鸦片战争的失利而遭受了质疑，1908年，留法青年“新世纪派”倡导废除汉字，国医也成了“东亚病夫”的替罪羊。国学、汉字、国医，是近代史上命运相连的“岁寒三友”，如今都迎来了复兴的“天时地利人和”。

    梁启超、严复、傅斯年、陈独秀、鲁迅等，都有过反对中医的言论。知识分子反对中医，促使一般民众在思想上不认同中医，甚至远离中医，希望取消中医。这是发生在中国人趴着看世界的时候，当然，那个时代也是一部分外国人主张“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时代。

    医随国运，在新兴科学观正在崛起的时期，有的人看不到科学观、技术观的变化，看不到中医有效性的背后蕴藏着丰厚的科学原理，依然按着狭隘的科学观、技术观看中医。因此，只能看到中医不科学、不进步，其实是他们不进步，思想仍然停留在五四时期，他们反中医的理由竟然还是五四时期的陈词滥调。这充分说明现代反中医人士思想上的贫瘠是何等严重。他们用错误的方法研究中医，用错误的方法评价中医，污损了中医的社会形象，侵害了中医的权益，是非常错误的行为，甚至是触犯法律的行为。

    他们一贯推崇西方，而西方的医疗危机难以化解；欧美国家在不断引进中医药知识和技术，美国政府不断加大对于中医药的研究力度，FDA也正式认同中医药是具有完整体系的医学，而不是反中医人士所说的“土医”、“另类医学”。

    70年前，中国发起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是世界上先进医学的代表组织，健康概念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人们重视中医药在全球医疗保健之中的重要作用，几十年之前就建立了十几个“传统医学合作中心”，很多中心分布在我国。

    全球100多个国家与中国政府签定有关合作中医药的协议，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势头很猛。国家五大发展理念，与中医完全一致；一带一路战略，让中医药走向计界的步子更加坚定。在“健康中国”、“美丽中国”的发展梦之中，中医药具有不可替代的五大优势。

    中医之所以代表医学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因为“生成”的生命有结构，因此，生成论可以包容构成论，状态可以包容形态，多元并存的治疗方法，可以包容单一靶点的还原论方法。因此，中医与西医可以在“道”的层面融合，相互包容，容易为完整的学术体系。因为，世界是一个整体，关于世界的学问也应该是一个整体，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有缺陷，才分成了不同的学科（科学）。

    展望未来，我们应该学习毛泽东《送瘟神》的诗篇，为百年、十年的反中医思潮，献上一篇“纸船明烛照天烧”的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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