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义解读李东垣之东垣情怀，传承中医

　　李东垣一生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影响，他自身的医术水平以及对传承中医的贡献，造就了他在中医学术传承发展过程中的不朽功勋。

　　富人也会得病，有钱未必好得快。李杲的母亲病了，卧床不起，他“命里中数医拯之，温凉寒热其说异同，百药备尝，以水济水，竟莫知为何证而毙。”

　　李杲以他家的富有，可以说想请哪个医生就请哪个医生，开多贵的药都买得起，绝对不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是，存在的严重问题却是当时医生的专业水平太低，诊断方面说法不一，治疗过程寒热补泻杂投。“百药备尝”的事实，足以说明这并不是一个必死的暴病。

　　在母亲患病的过程里，李杲真正陷入了苦恼，就像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言》里所说的：“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賫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张仲景的批评，虽然发表在东汉末年，但是以此说明李杲的心情，却是十分贴切的。他“痛悼不知医，而失其亲。有愿曰：‘若遇良医，当力学以志吾过。’”他没有纠缠于医患纠纷，不从医生治疗过失上去找别人的麻烦，而是陷入深深的自责。他为自己不是一个好医生而后悔。这样的品格，在今天看来尤为可贵，那些医闹们都希望“做了手术告大夫”，以此来发家致富，李杲与他们有天壤之别。

　　李杲发奋学医的时候，河间的刘完素（约1120-1200年）大约已经人到晚年，比刘完素年轻一些的易水张元素先生医名正盛，他就下决心去投靠这位张元素先生。

　　《金史·张元素传》称：“张元素，字洁古，易州人。八岁试童子举。二十七试经义进士，犯庙讳下第，乃去学医。”金朝虽然是异族统治，由于受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忌讳也很多。因为“犯庙讳”而改学医学的张元素，进入医门的初期很困惑，多年不出名。有一天夜里做梦，梦见有人用大斧长凿凿心开窍，把几卷书塞进他的心里，他自此豁然开朗“洞彻其术”。无巧不成书，有一天河间名医刘完素患伤寒，已病了八天多，头痛脉紧，呕逆不食。“医不自治”让刘完素不但身体受痛苦，更重要的是对于他的医名也有不小的损失。张元素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自告奋勇就去见刘完素。刘完素也知道有个张元素，年轻有为，颇有医名，但是对于这个不速之客，他没放在眼里。张元素来了，刘完素躺在床上，“面壁不顾”，头也不回。张元素直指刘完素学术上的缺陷，毫不客气地告诉他“用药有误”。说他用药太寒凉，对于年轻人、实热证可以用，但是他年老体弱，服药之后“下降，走太阴”，所以不效，应该扶正解表，才可以退热。

　　刘完素虽然是寒凉派的开山，他对于年轻医生张元素的超人见解，很是欣赏，经过改进治疗，果然“服其言，饮药而愈。”为中医药学术交流，留下了一段佳话。自此，张元素名声大振，人们称赞他就是当世的医和、扁鹊。张元素自成家法，为“易水学派”之开山，曾以明经任涿州学正，著作有《医学启源》三卷、《洁古本草》二卷、《珍株囊》一卷，《洁古家珍》一卷、《洁古注叔和脉诀》十卷（与其子张璧合著）、《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一卷、《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三卷，均刊于世。

　　李杲就是奔着这样的名师，前去学习医学，“捐金帛诣之，学数年，尽得其法。”张元素是一个倡导学术进步的名师，而且善于运用脏腑辨证，对于药物寒热虚实、性味归经很有研究。这些医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李杲。李杲学成之后，回到家乡真定，并没有做一个职业医生。那个时代，医生的地位很低，很多人“乞食民间”，居无定所，是真正的“行医”，而不是开门诊、开药店当“坐堂医”。

　　少年时代就怀有壮志的李杲，自然不会甘心靠医术为自己谋利益，他把医学当做济世救民的仁术，只给那些有缘的人诊治，偶尔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学。一般人，也不敢把他当做一个走方郎中，而是把他看做一个读书人，应该谋划于庙堂之上，决策于帷幄之中。

　　回到家乡的李杲，被父辈“进纳得官，监济源税。”家里的银子，给他买来了税务局长的官职。他离开家乡，到河南一带展示自己的政治才华去了。

　　但是，金朝末年的政治是混乱的，民不聊生，连年的战争，造成了疫病大流行。当时流行的疫病，被称为“时行疫厉，俗呼为大头、天行”。现代医学家符友丰、陈勇先生与一些学者认为，大头瘟就是腺鼠疫。这种烈性传染病，使得“医工遍阅方书，无与对证者。出己见妄下之，不效；复下之，比比至死。医不以为过，病家不以为非。”

　　担任税务局长的李明之，“独恻然於心，废寝食，循流讨源，察标求本，制一方与服之，乃效。”这个方子就是有名的普济消毒饮，很多人以为是神仙传授，因此把这个处方刻在木头上，竖立在市井“耳目聚众之地，用之者无不效。”良好的疗效，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有心人就把这个药方凿刻在石头上。

　　这次奋战疫情的经历，也鼓舞了李明之，以医学济世的种子在他心中扎根萌发了，尽管这与他的初衷有些不一样，历史的责任感，使他觉得到作为一个良医上工，也可以大有作为。只是他当初，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医生，很多人也只是把他当做“业余”医生，不知道他“深於医也”。

　　在这个时候，蒙古族元兵兴起于塞外，从1211年开始，在十多年里屡次大举进攻占统治地位的金朝，李明之在40多岁的时候，这种拉锯式的战争频繁发生。他的好友大诗人元好问，有诗描写这时的中原大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在蒙古大军的铁蹄之下，当时的社会惨状，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难以想象的。河北一带的民众纷纷外逃避难，疲于奔命，战乱又导致和加重了饥饿和瘟疫，李明之有家回不得，“避兵汴梁（即开封市），遂以医游公卿间。”

　　在开封汴梁这座历史名城之中，李明之诊治了大量的患者，砚坚称“其明效大验，具载别书。”比他小十岁的好友诗人元好问（1190-1257）说：“往予在京师，闻镇人李杲明之有国医之目，而未之识也。壬辰（1232年）之兵，明之与予同出汴梁，于聊城、于东平，与之游者六年。于今然后得其所以为国医者为详。”当时李明之看的病人除了传染病，还有很多杂病。元好问说：“大概其学，于伤寒、痈疽、眼目病为尤长”。

　　元好问是个多情的诗人。公元1205年，16岁的他，在赶考的路上，看到一个殉情的大雁，牵动了他的诗情，就写一首千古传唱的《摸鱼儿》：

　　恨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别离苦，就中更有痴儿女。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43岁之前的元好问，在开封住的时候不短，他听说李明之的医术超群，享有“国医”的美誉。这时的国医，就相当于今天的“国医大师”，德高望重，颇不一般。他们当时还无缘相见，互相不认识，只是从传闻之中知道李明之的名望不一般。

　　元好问祖上也喜好医药，并且经常为别人开方治病，屡有效验。他在自己的《元氏集验方·自序》里说：“予家旧所藏多医书，往往出于先世手泽。丧乱以来，宝惜固护，与身存亡，故卷帙独存。壬寅（1242年）冬，闲居州里，因录予所亲验者为一编，目之曰《集验方》。付搏、拊辈，使传之，且告之曰：‘吾元氏由靖康迄今，父祖昆弟仕宦南北者，又且百年，官无一麾之寄，而室乏百金之业；其所得者，此数十方而已，可不贵哉！’十二月吉日，书于读书山之东龛。”

　　元好问家境比不上李明之，但是他家祖传中医，因此壬辰（1232）年元军攻破开封汴梁之后，在逃难的队伍里他们相识了，并成了朋友，相互密切交往六年。这在那个难忘的岁月里，是真正的患难之交。

　　当然，对于在开封汴梁的记忆，李明之是刻骨铭心的，这也改变了他日后的研究方向，使他一举成为重视内伤虚损学说的集大成的宗师。

　　元好问为李明之《脾胃论》作序说：“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八风之邪，中人之高者也。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人六腑。谓水谷入胃，其精气上注于肺，浊留于肠胃，饮食不节而病者也。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肤筋脉，必从足始者也。《内经》说百病，皆由上中下三者及论形气两虚，即不及天地之邪。乃知脾胃不足，为百病之始。‘有余’‘不足’，世医不能辨之者盖已久矣。往者遭壬辰（1232年）之变，五六十日之间，为饮食劳倦所伤而没者将百万人，皆谓由伤寒而没。后见明之《辨内外伤及饮食劳倦伤》一论，而后知世医之误。学术不明，误人乃如此！可不大哀耶？明之既著论矣，且惧俗弊，不可以猝悟也，故又著《脾胃论》丁宁之。上发二书之微，下祛千载之惑。此书果行，壬辰药祸当无从而作。仁人之言，其意溥哉！”在两个月里，因为饮食劳倦所伤而死者近百万人，这足以让人怀疑属于烈性传染病鼠疫。

　　李明之在《内外伤辨惑论》中说：“既病而死者继踵不绝，都门十一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此百万人岂俱感风寒外伤者耶？大抵人在围城中饮食不节，乃劳役所伤，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饥暮饱，起居不食，寒温失所，动经三月，胃气亏乏久矣，一旦饱食太过而伤人”。

　　烈性传染病的控制，是一个社会责任，绝对不是哪一个医学家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解决的事情。但是，李明之作为一个责任感非常强烈的医学家，开始了他新的学术研究。他原来主要研究伤寒病，后来转向对于脾胃内伤的研究。这个转折，是在他和元好问壬辰（1232年）由开封汴梁向北渡过黄河，寓居山东聊城、东平的时候，开始启动的，那时李明之已经53岁了，进入了暮年时期。他的学术研究很快就有了重大的收获。

　　李明之在山东聊城、东平寓居12年之后，于下一个龙年的甲辰（1244）年回归故里，他时年65岁，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人了。在那个改朝换代，血雨腥风的年代，能够在有生之年回归故里，这对于李明之来说实属不易。

　　李明之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几经风雨，看破了政治的黑暗、战争的残酷，深刻体会到疾病流行带给人民的痛苦，就希望把自己的学术经验传递下去，希望找一个衣钵传人。因此，他忧心忡忡地对友人周都运德父曰：“吾老，欲道传后世，艰其人，奈何？”

　　周德父向他推荐说：“廉台罗天益谦甫，性行敦朴，尝恨所业未精，有志於学。君欲传道，斯人其可也。”

　　罗天益(1220～1290年)，字谦甫，元代真定路藁城人(今天石家庄藁城区)。他比李明之小40岁，但是幼承父训，有志经史，有很深的古文化功底，从他《上东垣先生启》的“拜师帖”中，可以看出他的文字功底。他说：“窃以射不师于后羿，岂能成弹日之功；匠非习于公输，未易耸连云之构。惟此医药之大，关乎性命之深，若非择善以从之，乌得过人之远矣。”可以看出，罗天益是一个志向远大的青年。

　　师徒相见的第一句话，李东垣就直奔主题，问他：“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为师之道，授业、解惑、传道，境界不同，授业是基础，传道是关键。李东垣已经65岁进入了晚年，身体多病，他不可能教育那些刚入门的青年学生。没想到刚25岁的罗天益，回答得非常坚决：“亦传道耳！”

　　接下来的日子，是罗天益日夜陪伴在李东垣身旁，他的日用飮食，全部由李东垣提供，一学就是三年。68岁的李东垣，望着28岁的罗天益，又是喜爱，又是心痛。李东垣拿出平日积攒的“白金二十两”，交到罗天益的手里，语重心长地说：“吾知汝活计甚难，恐汝动心，半途而止，可以此给妻子。”

　　罗天益望着几乎相当于爷爷辈，须发斑白的恩师李东垣，他对这厚重的钱财力辞不受。这一来李东垣生气了，他说：“吾大者不惜，何吝乎细？汝勿复辞！”

　　是啊，李家曾经“户冠真定、河间两路”，家中财产千万，他都视之如浮云，战争年代人的性命难保，瘟疫袭来甚于兵灾，做一个优秀的医学家，这是多大的历史责任啊。罗天益不再推辞，他更深刻地知道了老师的嘱托，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东西。

　　李东垣于1251年走到了生命的的尽头，那一年他72岁，与周文王相当的享年。临终之前，李东垣把平日所著书稿，全部整理出来，“以类相从，列於几前。”然后语重心长地对已经32岁的罗天益说：“此书付汝，非为李明之、罗谦甫，盖为天下后世。愼勿湮没，推而行之！”公元1251年二月二十五日，李东垣安祥地离开了人间。他的事业并没有“人亡政息”，而是由他的徒弟罗天益加以继承，发扬光大，在他逝世的17年，也就是1268年，近50岁的罗天益仍然谨尊师命，孜孜于学术研究，把老师的著作刊行出版。著名学者砚坚面对罗天益的执着，感慨地说：李东垣学问大，他的继承人很杰出，“知所托矣”。

　　笔者坚信，李东垣能成为一个穿越历史的杰出医学家，与他对人民大众怀着深厚的感情是分不开的。

　　今天，李东垣离开我们已经964年了，作为中医的传人，我们要向他学习的东西很多，但是他最能打动我的，还是他做人的“李杲风骨”，对故乡的拳拳爱心。“东垣情怀”、“东垣精神”，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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