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国医大师”——裘沛然

　　裘沛然（1913年—2010年5月3日），原名维龙，原籍浙江省慈溪县。1922年至1927年就读于小学和国学专修馆。1928年至1930年,在家自学经史百家之书,旁涉新文学和自然科学书籍，1930年至1934年入丁甘仁先生所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习,并在名医丁济万诊所临床实习，又常请益于谢观、夏应堂、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诸先生之门,深得海上诸名家的青睐。

　　中国国医大师、上海中医药大学和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终身教授。裘沛然长期从事中医教育和中医理论、临床研究，在中医基础理论、各家学说、经络、伤寒温病、养生诸领域颇多见解，对内科疑难病的治疗亦颇具心得，为培养中医人才作出了贡献。中国特大型综合性辞典《大辞海》的副主编。

　　裘沛然（1913年—2010.5.3），原名维龙，男，汉族，浙江宁波慈溪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届国医大师称号获得者。曾就读于国学专修馆，当时在国学馆任教的为江南著名学者施叔范先生。他童年时在施公处就学虽仅二年，然已初步奠定了古汉文的基本知识。其后他在家自学经史百家之书，旁涉新文学和自然科学书籍，特别对化学饶有兴趣，学习颇为勤苦。其叔父裘汝根通晓针灸学，为广西名医罗哲初之高足。裘氏在深读的同时，挤出一定时间从叔父学针灸，故对中医古籍及针灸临床亦粗晓其理。时值军阀混战，国是日非之际，他虽有匡时经世之志，而当时的时代思潮，革新者主张把中国古文化扫地以尽，另一面则力图维护封建礼制，均与他的理想不合，乃锐志于医学。

　　1930～1934年入丁甘仁先生所创办的上海中医学院学习。并在名医丁济万诊所临床实习，又常请益于谢观、夏应堂、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诸先生之门，深得上海诸名家的青睐。1934～1958年悬壶于慈溪、宁波、上海，以行医自给，临诊之余，勤研中医学和历史、文学、哲学等，家中藏书数万卷，寝馈其中20余年。1958年进入上海中医学院担任教学工作，历任针灸、经络、内经、中医基础理论，各家学说诸教研室主任。其时，学院开创伊始，无现成的教材，他就率领针灸教研室教师，并带头编写各种教材以应教学急需。并在短短的四年中主持编写出了六种针灸书籍，推动了全国针灸学术的发展。他对教学重视启发式讲课，形象教学和现场教学。他还创造性地制订了“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训练项目，对中医教学质量提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受到了卫生部的表彰。他讲理论常常联系实际，还多次带领学生下厂，下乡。

　　裘沛然先生善治疑难杂病，倡导“伤寒温病一体论”，提出“经络是机体联系的学说”及“疑难病症治疗八法”，对中医学的发展提出“中医特色，时代气息”八字方针，并对“中医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独到见解。裘沛然先生精通医道，兼通文史哲，笔耕不辍，获得了几十项奖励和成果。

　　裘氏1980年担任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81年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裘氏在1984年任上海中医学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并为院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曾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暨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全国第一届500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导师，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享受突出贡献科技人员的特殊津贴，1995年被评为首届“上海市名中医”。他为学院的教学改革，学术研究，专业设置及对“中医法”的讨论等，召集院内外的著名专家共同研究，并提出了很多可贵的意见。

　　2010年5月3日，国医大师、上海中医药大学和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终身教授裘沛然先生因病经多方医治无效，于5时在上海龙华医院逝世，享年97岁。

　　他对教学重视启发式讲课，形象教学和现场教学。他还创造性地制订了“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训练项目，对中医教学质量的提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受到了卫生部的表彰。他讲理论常常联系实际，如教授针刺手法，在临床亲自显示操作方法来训练学生，以及在临床带学生实习，还多次带领学生下厂、下乡，既提高学生感性认识，又以全心全意为工农群众服务的精神灌输给学生。他从早到晚，甚至在风雪交加之夜，奔走于泥泞道路到病家为危重病人治疗。这种身教重于言教的精神在学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甩长期从事中医教育和中医理论及临床的研究工作，广闻博学，在中医基础理论及历代各家学说方面颇多建树。

　　裘沛然1980年担任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1981年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经常参加卫生部召集的论证中医工作和探讨医学的各种会议，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有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医学辩证法会议上，他作了“祖国医学的继承、渗透和发展”的长篇学术报告，提出中医发展有三条途经：首先是提高中医理论和临床水平，二是采用多学科发展中医学；三是中西医要求真正的结合。他的报告受到全国许多学者的赞扬，并为有关刊物转载发表。　1979年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83年任市政协常务委员，1988年任市政协“医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经常在市及兄弟省市的医药单位及教学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和考察工作。对振兴中医事业和其他卫生保健工作及教学方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担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经常为政府献计献策。兼任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顾问，作出很多贡献。

　　力倡“伤寒温病一体论”汉代医学家张仲景着《伤寒杂病论》开辨证施治之先河，为治疗外感热病树立圭臬。他首先从病证概念作缜密的考证，并以充分的资料说明，“伤寒”这一名词本是古代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包括近代医家所称的温病。温病中还有许多具体病名、病因病机及证治大法，在《伤寒论》中亦基本论及，伤寒与温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同义语。再从实际内容分析，伤寒论以八纲为主导，以经络脏腑（包括三焦）为基础，从病邪的性质、受病的部位、正气的盛衰、证候的表现而辨证施治，这是中医治疗疾病的共同依据。

　　关于经络学说的研究“经络学说是祖国医学的机体联系学说，阐述人体内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密切影响，说明这些联系是人体生命活动、疾病机转和诊断治疗的重要依据，体现了祖国医学理论中的整体观点”。

　　裘沛然指出，经络包括“点”、“线”、“面”3个部分。近代医家所发现的压痛点与过敏带等，也是经络反映的印证和充实。有人认为某些压痛点与皮肤活动点同经络俞穴不尽符合。这是因为经穴仅仅是经络学说中的一部分，它还包括经别、奇经、经筋、皮部及标本，根结之类。

　　关于十二经病的“是动”与“所生病”的涵义，千百年来众说纷纭。历代医家或从阴阳气血论，或从本经他经论，或从内因外因论，或从经络脏腑论等等。裘沛然认为，历代诸说虽各言之近理，但《内经》中“是动”的原意是从经气发生病理变化方面而言，“所生病”是从经脉和俞穴所主治的病证方面来说，两者相互补充和相互印证”。

　　50年代裘沛然曾发表《奇经八脉循行经路考正》一文，在李氏基础上进一步对奇经的循行路线详加厘订，勘谬正误，为后来的教科书所征引。1960年，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奇经八脉研究》 ，展示了他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于养生观裘沛然对养生学说深有研究。他曾分析了中医的“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含义，并发表“高明的医生是防病于未然，而医学的最高境界是消灭医生”的见解。

　　还主张，养生要坚持一个“啬”字。人的精神气血是有限的，需要处处注意摄养爱护，使之多贮存而少消耗。

　　裘沛然还对唐代医家孙思邈学术思想和诊治经验尽发掘能事。他倡言“孙氏医论，重在‘诚’字”，“孙氏选方，克臻‘精’字”，并系统研讨了《千金要方》 、 《千金翼方》中近6000个处方，归纳其遣方用药的特点为：简易见长、平正取胜，奇崛跳脱、杂乱有章等，给人以很大启示。

　　裘沛然在临床方面亦具有丰富经验，对于疑难杂症的治疗尤多心得。他所写的《疑难病证的中医治法研究》一文，是长期临床经验的总结，1987年获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该论文总结养正徐图法，反激逆从法、大方复治法、内外贯通法、培补脾肾法、斩关夺隘法、随机用巧法、医患相得法等8种疗法，融哲理、医理为一炉，医界评之为“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佳作。

　　他早年曾治疗一痢疾危证。患者一日痢下数十次，病延二旬，已濒危殆。中西医历治无效，已到不能进食、神识昏糊、脉微欲绝、四肢厥冷的险恶阶段。裘为之处一方，方中集补气温肾、清热燥湿、通里攻下、涩肠收敛及养阴等于一炉，似乎是一张“杂乱无章”的“兼备”之方，可谓“混沌而又混沌”。结果药后翌日即痢止神清，腹痛亦除，脉转有力，胃思纳谷，仅二剂而病痊，病家为之惊喜。说明“兼备”法并非杂凑成方，其中寓有缜密和巧思。

处方用药

　　崇尚精奇巧博裘沛然根据自己多年临床的体验，觉得要提高疗效，可概括为“精（处方贵精）、奇（立法宜奇）、巧（用药在巧）、博（关键在博）”4个字。

　　十分重视中医教育的教材建设。1958年他刚进入上海中医学院针灸教研室，即着手教材建设，带头编写针灸教材。在短短4年中，针灸教研室便出版了《针灸学概要》、《经络学说》、《针灸学讲义》、《刺灸法》、《腧穴学》、《针灸治疗学》6部著作。1960年和1964年，裘沛然两次受命卫生部担任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统编教材编审中心组成员，1977年又任编审委员会副主任。他全力投入工作，认真负责，出色地完成了10门教材的审阅修改任务。

　　裘沛然还为加强中医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训练付出了艰辛的劳动。1964年春季，他受上海中医学院委托带领工作小组负责中医各门课程基本内容提纲和基本训练项目两个方案的起草工作。他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拟订了《中医各门课程基本内容提纲》，对中医各门课程的基本内容，根据其不同性质，分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简称“三基”）3个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六年制中医专业基本功训练项目》，对中医专业的各门课程的知识体系，进行了系统的疏理，列出分段进行训练的计划。“三基”训练的实施，对于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学质量，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裘沛然曾担任多门课程和各种层次班级的教学工作。教学中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并特别注意在教书中育人。

　　裘沛然在中医基础理论、临床治疗、教学研究等多方面的贡献，同他一生治学精神的勤奋、治学态度的严谨是分不开的。

　　裘沛然勤于学习又善于思考。他自己也说，自己“一生治学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思考、又不断进取的过程”。裘沛然的学习兴趣十分广泛，早年在私塾中课读时，除学习古籍外，对哲学、史学、文学、数学、化学、医学等也广泛涉猎。后来致力于医学，其阅读求知的面远不局限于医籍。在历代医家中，他尤心折孙思邈、李时珍、张景岳等学识之广博。

　　务实精神是袭沛然治学方面的另一个特点。他认为，无论是做人、做学问，都必须务实。务实，不仅是学风问题，乃是正世道而兴邦国的一门大学问。本着这种精神，他对古代的一方一药都认真对待，究其所以。

　　自1958年以来，任《辞海》副主编兼中医学科主编，主持编写《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卷、《大百科全书》传统医学卷、《中医历代各家学说》、《新编中国针灸学》等30余种著作，所撰论文计30余篇。其中主编《中国医学大成》三编，计950万字，对赵氏旧著作了大量删增。特别是其晚年的力作《壶天散墨》一书，以“扶择陈言，剖拆疑似，俯仰古今，直道心源”以议论精辟，见解高超，文笔优美而见称当世，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并有《剑风楼诗文钞》为世所称。

　　裘氏是全国著名中医理论家，中医临床学家，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学者，他以广博的文史和科学知识，被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聘为兼职教授，他虽已达八旬之年，仍深深感到自己知识浅薄，“名浮于实”而勤奋不倦地研究学问，裘氏能诗善文，曾感赋一绝：“学如测海深难识，理未穷源事可疑，诗到换年浑是梦，世犹多病愧称医”。这寥寥数语，体现了他一生好学不倦，老而弥笃追求真理的精神，诗中虽寓有一些“才华迟暮”之感，但他还是念念不忘病人的痛苦，而对世界人民的幸福寄以殷切的关怀和无限的希望。

　　裘沛然先生是中国著名中医学家，年近九秩，行医七十年，医德广被。他读书万卷，著作等身，所主编及撰写的医学与诗文书籍达36部，寝馈于《辞海》工作逾四十年，还编著其它各种辞书、丛书和医学百科全书等巨著，培养了大批中医人才。

　　《裘沛然选集》，分上下两集；上集有三个部分：一为文集，二为医论，三为剑风楼随笔；下集有两个部分：一为医案，二为剑风楼诗集。

　　本《选集》集中了我国著名医学家、诗人裘沛然的主要著作404篇（首）。上集分为文集、医论和剑风楼随笔三辑，下集分为医案和剑风楼诗抄两辑。其中医论35篇，随笔66篇，医案125则，诗歌140首，共70万字，另有图片40余幅。

　　在《裘沛然选集》中，裘老认为“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助于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而不同”的思想有助于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以义制利”的思想有益于化解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成人之道”的思想有利于理想人格的培养。这四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同时，他还简述了为人的三大原则———即提倡“以仁为本”，“以礼为节”，“以义为衡”。裘老说，树立这样的养生观，既可寿人，还可寿世，比热衷于“保健补品”，更能获益。

　　裘沛然对养生学说深有研究。他曾分析了中医的“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含义，并发表了“高明的医生是防病于未然，而医学的最高境界是消灭医生”的见解。

　　他认为养生的根本在于“全神”。中医学中的“神”，是人生命的内核。裘沛然所说的“全神”不仅是通常所说的感觉思维、“神色”、“神气”，而是指“神明”的妙用。

　　他指出：“神”实际上就是科学家远未了解的宇宙界的自然运动变化的规律，它是“妙万物而为言”的。人为万物之灵，得神最全，故凡人体的生长衰老寿天以及气血精髓的充养，喜怒哀乐的调控，对外界环境的适应等诸多生理活动，无不赖“神”所主宰。他比喻说：人有如一部最精密的“自动机器”，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补、自我适应、自我控制四大功能。这四大功能只有在精神不受损害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治疗疾病的任何手段和措施，都是通过“神”的功能发挥其治疗效应的。倘若病人到了“神不使”的境地，药虽对症也难以为功。因此，养生首先要全神。

　　所谓“全神”，就是努力使自己的精神完美无缺，要运用各种修心养性、澄心息虑的方法，使自己的心态保持至善至美、恬澹宁静的境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有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摒除邪恶和贪欲之心，不慕求浮荣，不损人利己，破除私心杂念，要有忠恕仁厚、纯一无伪的精神。只有在心神极其安宁、“碧海无波”的情况下，“神”的功能才能得到高度的发挥，而使人体气血和畅，五脏安宁，精神内守，真气从之，这是保持和达到人原来应享的年寿的关键。

　　裘沛然指出，作为社会的人，不可能没有思维，问题在于思一定要“纯”，能纯则“全”，精神纯真专一，潜心学术研究，为人民多做好事，自然心安神怡，形劳而不倦。至于喜怒哀乐乃人之常情，但七情之发贵乎“中节”。所谓“中节”，就是注意不要超过精神活动的“临界度”，如七情过度可伤神，神伤则致百病。古人所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即寓有“中节”的意思。《内经》提出“生病起于过用”。情志活动、房室劳逸、饮食五味等，均须“动而中节”，不可过用，过用则病。

　　裘沛然还主张，养生要坚持一个“啬”字。人的精神气血是有限的，要处处注意摄养爱护，使之多贮存而少消耗。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五色、五音、五味等皆是人之本能所必需，但如纵情于犬马声色，必然耗伤精气神而损及年寿。所以“治人事天莫若‘啬’”。所谓“啬”，就是要摄神、葆精、爱气、养形。“啬”与“中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节是指不要超过身心活动的正常范围，而啬的含义则是使精气神的消耗减少到最低限度。

　　裘沛然所倡导的“全神”、“中节”、坚持“啬”字的养生要义，是在继承历代养生家的经验和理论并总结自己的实践体验后提出来的。他非常重视养生的地位，曾在报上着文说：“养生康复必将成为人类医学的主流和热点。因为医学的最终目标必将发展到人们在身心两方面可以自我康复和长寿的水平，我们的养生康复事业前途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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